“不让穷富人分区居住”具有普适意义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小丹昨日参加分组讨论时公开表示，开发商建房，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

城市不能让穷人富人分区居住道理很简单。“居者有其屋”是公民的天赋人权，又是现代政府的施政义务和目标。政府能否实现“居者有其屋”，让穷人富人享有公平均等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事关公民人权实现与和谐社会构建。正如朱小丹书记所说：“现在广州的住房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地方集中某个收入层的群体，另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收入群体，这是不妥的。我的意思是，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否则将来整个社会资源的分布就不均匀了。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有很多公共服务在人们的共享过程中体现不出，这不公平。如果所有的优势资源都集中到富人区中，那是不对的，开发商建房，不能都是富人们住的房，现在新社区低收入群体全居住在一起，这样下去，将来肯定要出问题。”

现时一个不争事实是，少数城市有意无意出现了“一个地方集中某个收入层的群体，另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收入群体”的问题，客观上业已形成富人区和穷人区的二元分化。不少城市富人区往往占据优势区位和优势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而穷人区则往往区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享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与富人区相形见绌不可同日而语。就其症结危害，朱小丹分析可谓切中肯綮：“在这一问题上，强势政府应保护弱势群体”。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首先干什么？必须要拿出强势的手段，去拿地，去建好廉租房。强势政府还要跟市场规律和机制结合好。政府可以跟开发商商量，不能简单地分居民群体而建居。公共配套措施必须是共享的。要不然，优质的教育资源，服务资源，商业资源都进了富人区了。结果，在低收入区里，好的商户、学校都不愿意进去了。体现不出公平。换言之，让穷人富人分区居住显然不符合法治时代与和谐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要义。

毋庸讳言，当下有些地方让穷人富人分区居住的做法已经因低收入群体的抵制而遇挫。以经济适用房举例说事，以往其出售遭遇疯狂抢购的现象并不鲜见，但近年一些地区频频出现的低价经济适用房却遇及无人问津的尴尬。早先某市就出现了这样一幕：这厢是全市5万多低收入住房困难户急等要房，另厢是该市预登记销售当年最后一批2400多套经济适用住房时，有近千套在两日内无人过问。据记者调查发现，该市这近千套经济适用房之所以无人登记，最大成因是这批房子距离城区太远，一旦入住综合生活成本将大幅增加。这批房子距市区较远，一般都有15至20公里路。由于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的都是偏低收入市民，不可能购置家用汽车，多数人又都在市区就业，上下班要跑这么远的路，不仅多花交通费用而且极不方便。另一个事实是，经济房户型设计过小标准偏低，与申购家庭追求逐步改善居住条件的消费心理有龃龉。以至有人发出如是感叹：“不应该把经济房建成‘贫民窟’。”近期少数城市经适房或限价房也出现类似冷遇，究其成因大抵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我注意到，对于朱书记提出的“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有房产商表示，书记的意思应该是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这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是应该如此的，但从开发商角度，该如何平衡，这是个难题。作为开发商是会考虑很多因素的。目前国外也没有先例可借鉴，只能个案处理。事实这并非难题，早在2003年南京试验“捆绑式”挂牌出让土地就取得成功。该市对待出让地块挂牌出让时预先设定若干捆绑条件，比如引进高科技项目、先安置拆迁居民等等。江宁第四批D02号和D03号地块面积都是100亩以上的“大块头”公寓类住宅用地，开发上述两块地，必须承诺划出新小区的相当面积为拆迁居民提供住房；安置房要求与商品房在同一小区内，并且同质同价。此举不仅使失地的居民居有其屋、安居乐业有了保障，而且藉以其“苛刻”的捆绑条件迫使追逐暴利的开发商头脑退烧、恢复理性。由于绝大多数土地以底价成交，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土地价格不断上扬的作用。“捆绑式”挂牌出让推出后立竿见影，当年5月底该区麒麟镇竞争激烈到以每亩80万元价格成交，连国土局工作人员都瞠目结舌，而9月10日的成交价格基本在每亩30万元左右，按当时土地市场行情并不算高。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我以为，只有高度警觉和超前因应穷富人分区居住乱象的扩大蔓延，才算得“住有所居”精神三昧的正确贯彻落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书记称不让穷人富人分区居住不仅适用于广州，对其他地方也具有普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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