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房地制度与人的心灵

我们大陆目前实行的整套土地和房屋制度，都是仿自香港。其基本架构是，政府用行政权力垄断土地，市民不得自行在城市、到乡村购买土地建造房屋，只能向开发商购买，这些开发商也只能从政府那里购买土地。

这种土地-房屋双重垄断制度必会人为地制造出市民住房用地紧张的预期，推动房屋价格维持在一个不合理的高度，相当部分市民无力购买房屋。民众目前抱怨的“住房难”，与这种房地制度关系甚大。

专家们很自然地呼吁引入香港模式的后半部分：由政府向民众提供福利性住房。据说，在香港，1／3家庭入住租金低廉的公共屋村，1／6家庭购买了政府补贴、房价远低于市价的居屋。加起来，全港近乎一半市民依赖政府才住上了房。内地目前的民生政策中似乎包含了类似的政策取向。

但是，政府供应的福利性住房果真就十分美妙么？李永刚先生在一篇解释香港模式形成原因的文章中，透露了香港市民居住生态之恶劣：人口高度密集地居住于市区，房屋面积十分狭小，租金便宜的公屋面积最小的仅8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69平方米(需要住6－12人)——这大约是内地经济适用房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依据，申请人的资格要严格审查。至于市场供给的私人屋苑，主流套型也不过60－80平方米。

单单依据这一点，笔者要说，这是不适宜人居的。这种居住状况充分说明政府福利的内在缺陷，尤其是政府在限制和剥夺了民众的自由之后作为一种补偿的住房福利的致命缺陷。

在计划体制时代，国有企业确实解决了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及就业者的福利问题，但代价是，不能在此就业者无权享受这种国家福利，就业者自身的自由也遭到限制甚至剥夺。政府的福利住房确实可以解决那些无力购买房屋的民众的住房问题，但是政府供应的这些房屋却必然伴随着沉重的代价。

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居住形态会对民众的心灵产生何种影响，进而对社会结构产生何种影响。在香港及模仿香港土地房屋模式的内地，市民无权决定自己住在哪里，不能自己设计自己的房屋。这些都由政府来决定，即便是那些收入较高的人住在哪儿，也取决于政府批出哪块地，住什么样的房屋则完全由开发商来决定。城市格局完全由政府决定，居住风格完全由少数开发商决定，这样的城市究竟有多大活力？

更进一步可以问：由土地-房屋双重垄断所决定，市民高度密集地居住于局促狭窄的小区、楼房和房间内，其心灵会不会趋向封闭？居住在政府福利房内的市民有没有自治的意愿？政府会不会允许其追求社区自治？在一个房价畸高的地方，房屋价值在家庭资产账目中所占比重过大，会不会使市民趋向保守和物质主义？人的创造性会不会遭到抑制？

简而言之，在一个半数居民居住在局促的政府福利房内的社会，能否生长出一个健全的、勇于及有能力承担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的中产阶级？很多人现在呼吁，让经济适用房也覆盖中等收入群体。然而，一个依赖政府福利才能住上房屋的人群，还有没有资格被称为中产群体？对于经济适用房，居住者只有有限的产权；没有完整的私人产权的市民有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完整意义上的“市民”？

李永刚在分析了导致香港目前居住生态的种种因素之后说，小户型是政府和民间共同的理性选择。这个结论很奇怪。如果这里真有理性，也只是政府的“经济人”理性：政府为独家占有土地收益，人为地强制实施一套土地-房屋双重垄断制度，使土地价值扭曲，房屋价格腾涨到大多数人在市场上无力解决自己住房问题的程度，只能被迫转而依赖政府。这个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共同的理性选择”的。

真正理性的选择，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土地和房屋市场才有可能。而没有这种自由，人的心灵必然被扭曲。随后到来的福利住房制度会使人们的精神更趋于消极、封闭。如果人们期望中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和中产阶级，那首先就需要讨论土地与住房上的自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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