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开启新民富时代 将会引发“原罪赦免”？

其次，考虑到个人的弱势地位，《物权法》安排了很多个人财产保护的具体制度，对老百姓的利益做了着重的考虑，在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平衡与和谐。

不过，《物权法》也没有就所有财产关系的问题给予彻底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结束，很多问题的处理还缺少一种社会的基本认同。

如“农村土地所有人”的问题，以前农村组织集体生产时有“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可以是所有人。但人民公社解散后，土地被农民承包，但所有人到底是谁并没有解决。

再如“拆迁补偿”问题，利益冲突很激烈。以前的法律规定要“合理补偿”，但什么叫合理本身就很模糊。现在《物权法》规定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偿，等于是也没有确定，留待到以后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定。

《物权法》能约束政府的“权力边界”吗？

记者：人们对《物权法》的如饥似渴，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权力对物权的超越与践踏”。即使在《物权法》通过的今天，人们仍担心，在行政权力过重的社会结构中，一部《物权法》能在多大程度上确认或者规划政府的“权力边界”？

辜勤华：《物权法》的通过，对物权持有人的地位给予了法律上的确认，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当行政权力影响普通老百姓时，老百姓可以利用物权来抗衡行政权力。二是当行政权力打着公共利益的牌子进行征收征用的时候，作为所有权人的老百姓，可以质疑其公共征用的必要性，或将不合理的补偿诉诸法律要求合理补偿。

不过，中国的老百姓要真正在实践中享受到这样的“物权”待遇，《物权法》只是开了一个头，更多地还需要一个社会体制给予保障。在美国，政府征地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评估不单纯涉及当地的法律法规，也不只是经济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取得纳税人的信任。所以，征用一定会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在中国，如果对政府官员的考量仍然只限于业绩的话，征用与公共利益就很难不形成矛盾。

张星水：近几年的法律研究与司法实践都遇到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就是政府的“权力边界”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任意解释并扩大权力的范围，侵犯企业（法人）以及公民个人的利益。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但并未形成一个良好的限制机制。《物权法》的通过，有利于为这一限制机制建立起一个基础性的平台。

　　辜勤华：套用一句政治经济学上的术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的“权力边界”也一定会有浓重的时代色彩。所以，有人才会说，这次通过的《物权法》是一部工业经济时代的《物权法》，这样一部《物权法》，它对政府“权力边界”的限制，也就充满这个时代的特色。

　　拿最重要的不动产“土地”来说，我们还不能把土地作为商品，我们只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现在《物权法》确认了房屋土地使用权70年到期可自动免费续期，解决了困扰人们心头很久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政府一定考虑清楚了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使用费可以不收，但等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征收“土地使用税”。那个时候，就是政府解决清了眼前问题，真正考虑“物尽其用”的时候，也会是《物权法》的设计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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