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年前，接到老家一位亲戚的电话，“你知道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信访局的地址和电话吗？”“你要这个干什么？”记者大吃一惊。“我们要到北京来上访”，亲戚很直率地说。“上访？为什么？”因为，很快他们就要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了。

亲戚所在的镇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终于招来了一位台商愿意到该镇投资建设一个化工染料厂。除了必备手续外，建设工厂就还要占用土地，镇领导二话没说，全部答应。

这家化工染料厂需要占用的土地并不多，一期只需20亩。然而，这20亩土地都是已纳入基本农田保护范围的耕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征用基本农田的，须报经国务院批准。但据了解，这20亩耕地别说没有报经国务院批准，就连省、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都未上报，可当地领导已经拍下胸脯满口答应投资商的要求了。

占用农民耕地，即使不报经国家批准，补偿也是少不了的，否则农民不会答应。投资商与当地政府商量的补偿标准是，每亩耕地补偿8000元人民币。亲戚所在村子，每人耕地约1.2亩，按照这一补偿标准，被占用耕地的农户，可拿到两三万元的土地补偿费。但付出的代价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户从此就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了。

农民当然坚决反对。投资商和政府改变了主意，建厂土地改为“租用”，每亩年租金360元，亦即每月30元，先租10年。且不论租金是如此廉价，单说被化工染料厂占用的耕地，农民也不会不知道，10年后还能复耕吗？

农民们仍然是坚决反对。但亲戚说，当地政府正在动员干部党员带头，一家一户去劝说，甚至以不让学生读书相威胁。已经告到市里了，没有阻止住，所以他们准备到北京上访。

亲戚所反映的农民土地权益被严重侵害的案例并不是第一件，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件。据有关媒体报道，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黄渠村的大量土地2002年被镇政府强行“租”给了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每亩年租金800元，租期为25年。农民仍不肯答应。镇政府就派人到度假区中心小学做家长的工作，声称，如果家长不在承包地流转合同上签字，学生将被停学。

云南昆明官渡区小阪桥镇白德邑村、晓东村、雨龙村、时家湾村等四个村共1800亩地，2003年底全部被当地设立的工业园强行征用，土地补偿费每亩2万元，而农民们每年仅种蔬菜的收入每亩就有1万多元。

据国土资源部有关官员透露，有关部门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有很大比例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直接相关。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任何开发商、投资商想违规（违法）直接占用农民的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地政府或其职能部门支持或帮助这些违规占地行为，或者是腐败使然，或者是出于“政绩工程”驱动。

上文开头提及的那位亲戚说，当地镇政府居然同意在农民的耕地上建化工染料厂，就是想提高镇里的工业产值，甚至想建一个所谓“化工基地”。因为，倘若化工基地建成了，工业产值上去了，镇就可以改为所在市的一个“区”，镇长就可以做区长！这就是政绩驱动，亦即官帽驱动的可怕产物。即使数千年前的县令也知道，为官一方，理应造福乡梓。但现在就有那么一些父母官，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升迁甚至只是为了换一个官职称谓，而彻底毁坏农民祖祖辈辈精耕细作的基本农田也在所不惜。

记者一方面劝阻那位亲戚不要到北京来上访，一方面请他们立即与省有关部门联系，匿名检举当地政府的违法行为。但心里仍心存疑虑。如果省、市有关部门真能把工作做到家，严厉制止各种违法圈地行为，那些失地农民若非万不得已，怎么会不远数千里跑到京城来上访？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2002年和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涉及农民土地的信访、上访数量均呈大幅度增长。

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的推进，土地事实上已成为价值最高的一种不动产。多年来围绕土地这一核心业已形成一个复杂的利益集团体系。

在这一利益集团体系中，行使集体土地审批主要权力的是县、乡（镇）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他们集土地规划、土地审批、土地出让金收取等权力于一身，往往自行其事，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置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政令于不顾，追求腐败利益和政绩利益的最大化；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则是利益集团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一旦地方政府保护无力甚至出面帮助、支持各种违法圈地行为，没有话语权的农民往往只有选择信访、上访一途。

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屡次对全国土地市场进行清理整顿，收效甚微。中央最近决定对国土资源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是想从改革管理体制方面入手，以减少市、县、乡（镇）政府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行政干预，加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权力和责任，是防范新的“圈地运动”发生、落实保护最严格的耕地制度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但这一改革仍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譬如，倘若基层土地部门与当地乡镇或县一级政府联手，帮助后者以各种合法手段（如将耕地上报为其他用地，并分期上报占地数量等），圈占农民土地，新的管理体制是否足以监管到位？

特别推荐

• 更多>>